寇松采取严厉措施，加强对民族报刊的管制。1904年，他修改《国务机密法》，再度扩大该法的适用范围，将民族报刊置于当局更严密的钳制之下。一旦刊登批评殖民当局的文章，就会被看作是“煽动对政府的怀疑和仇恨”，文章作者和报刊编辑都会因此而身陷囹圄，因为他认为“舆论是叛乱之母”。[3]
同年，寇松又颁发《大学法》，加强对高校的控制。《大学法》内容主要包括：增加学费，提高入学门槛，把那些较不富裕的学子们拒之门外；限制各校评议员和管理委员会的规模，由当局政府向各校委派的监督机构成员高达总人数的4/5之多，并且主要以英国人为主，如此一来，学校便被当局全权掌控。尽管当局宣称，该法的目的在于把印度高等学府从当时单纯的考试机构改造成实行全面教育的地方，但实际上殖民者认为高等教育是印度的“叛乱之源”，《大学法》的实施旨在剥夺印度下层人民的求学机会，减少“叛徒”的出现。这种对学校的强行控制就是剥夺和践踏印度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1904年《大学法》无疑是针对印度民族运动采取的一项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殖民者深思熟虑的政治性步骤。
此外，为了强化镇压人民的国家机器，寇松于1905年改组警察局，并在印度各省设立了刑事侦缉部，在中央内务部下设立了中央情报局，把密探派遣至各地，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和镇压。